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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高度重視貿易戰縱深戰場——金融市場的應戰御敵部署

不僅要考慮在貿易領域與對手博弈的戰略戰術,更要考慮在金融市場各方面應對沖擊和挑戰的戰略戰術;不僅要考慮在國內御敵的戰略戰術,更要考慮在海外市場御敵的戰略戰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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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浣非

責編:鄒松霖    

編審:張偉    

(本文刊發于《中國經濟周刊》2019年第11期)

自去年美國挑起貿易戰以來,為達到遏制中國、逼中國就范的目的,特朗普政府對中國步步緊逼、逐步加碼,已經到了不講國際交往基本規則、不講信用的地步。由此也引起了全球金融市場的動蕩。

可以預見,美國與中國的沖突不會是短時期的,更將遠超出貿易范圍。美國副總統彭斯5月30日在加拿大公開聲稱:有必要時會對中國輸美商品征稅兩倍以上。美國白宮原首席戰略師班農認定把華為趕出西方市場比貿易上的較量重要10倍,也是他叫囂要把中國企業統統從資本市場趕出去。特朗普最喜歡的電視臺Fox主持人公開呼吁要動用金融工具與中國打金融戰。

事態越來越清楚,美中的戰場絕不限于貿易領域,一定是技術、信息、金融搏殺交織而來,同時美國還可能在其他問題上給中國添堵,其實這已是一種準冷戰?,F在中國一方面在諸多技術領域要亡羊補牢、做補課追趕的事,另一方面一定要在金融方面有些準備,要對貿易戰的縱深戰場——金融市場防衛御敵有全面的應戰籌劃,包括應對離岸市場對人民幣資產的做空及外資從中國資本市場的撤離和產業轉移。不僅要考慮在貿易領域與對手博弈的戰略戰術,更要考慮在金融市場各方面應對沖擊和挑戰的戰略戰術;不僅要考慮在國內御敵的戰略戰術,更要考慮在海外市場御敵的戰略戰術。

要在長時間的貿易戰中立于不敗之地,就需要在貿易戰的延伸戰場——金融市場有全面的應戰防御部署,包括支付結算的、匯率管理的、產業融資的、資本市場應力強化的等方面。對因貿易戰、技術戰甚至金融戰所可能引起金融沖突的各個領域、各個方面要有系統的檢討,找出薄弱環節和潛在風險點,盡快形成彌補措施和強化部署,以免在未來博弈過程中處于被動地位。

要著重解決經濟活動杠桿水平

過高問題

首先應當看到,金融大國走向金融強國必須經歷國際金融市場博弈及洗禮過程,國際金融挑戰又分兩種:一是因境外經濟危機、金融危機所引發的傳染;一種是域外對手出于遏制、擾亂目的而有意發起的攻擊。

雖然中國金融業在資產規模、機構數量上都應是金融大國,但卻存在包括擁有巨額金融總資產,但發展質量不高、大而不強;國家流動性充沛但實體經濟面臨融資難、融資貴困擾;擁有相對完備的金融管理體系,但是防控系統性風險的形勢仍然嚴峻等問題。具體主要表現在大而不強、供給水平低、融資結構偏狹,資本市場缺乏韌性、行業風險抵御能力弱等方面。

要提高中國金融業抵御外部挑戰的能力,當務之急在于強筋健骨,活血化瘀:要著重解決經濟活動杠桿水平過高,特別是地方政府和國企負債過高的問題、證券市場應力嚴重不足及貨幣傳導機制不暢問題。消除病灶:主要消除中小型銀行不良資產水平過高、存在潛在流動性危機的問題,保險公司資產從規模上不能覆蓋負債、從期限上二者錯配乃至償付能力不足問題。

關鍵在兩方面要有可靠的準備:一是要清楚有關金融機構的風險底數,二是要有能防患于未然的必須準備。

對中國而言,當前及今后的一段時間尤其要警惕金融業出現風險多米諾骨牌效應。對瀕臨爆發點的存量風險要采取單點引爆的方法,而不能批量釋放;對增量金融資源投放反倒要嚴格過濾風險,不能在增大投資的同時過度吞納風險,這必然加大金融市場的脆弱程度。

同時要看到,隨著中美沖突范圍進一步擴大和升級,一些處于上游產業鏈的企業不排除會轉移,會導致產業鏈的重組甚至斷裂,會帶來信用風險的集中爆發,對此,要前瞻性地形成應對預案,設定風險抵御底線,力保不發生不可控局面。

穩定匯率預期和資本市場預期應是重中之重

不同經濟體發生貿易戰,貿易量、關稅、價格變化只是雙方短兵相接的部分,最后一定在貨幣市場、匯率市場、證券市場變化中表現出來,如近日離岸人民幣匯率離破7已是一步之遙。

應當看到,現代金融戰一定圍繞貨幣匯率、證券市場波動博弈展開,隨著貿易戰局勢的變化,美國定會將匯率變為貿易戰武器,墨西哥、加拿大去年在美國貿易赤字對手國榜單上分別位列第2和第10名,但并未被列入外匯報告監察名單,原因無非是兩國早前與美達成《美墨加協議》,而其他對美國存有順差的主要貿易國:中國、德國、意大利、日本、韓國、愛爾蘭、馬來西亞及越南,最近均被列入美國財政部最新公布的年度外匯報告。

而未來人民幣匯率的走勢更會成為境外投資者取舍是否投資人民幣資產的重要考慮,也會成為境外某些資金做空人民幣資產的關鍵突破口。因此在中美貿易戰局勢未明朗之前,穩定匯率預期和資本市場預期應是中國絲毫不能放松的重中之重,并應為此形成互相呼應的防御機制和有效市場手段。在兩國貿易、技術沖突博弈期間一定要以市場穩定為先。

致力創造華為級金融企業發展所需的開放環境

貿易戰背后是資金在全球的流動及在不同經濟體間的結存變化,并進而會對本身及他方的金融市場產生影響,貿易戰必然引起金融市場變化甚至震蕩,而金融市場的韌性及效率波動,又反過來會影響到貿易戰的局勢及博弈變化。為贏得貿易戰的最后勝利,強化中國金融業的整體競爭力、強化資本市場的應力剛性無疑是極為關鍵的方面。

要立足于大國之間的競爭博弈,持續深入推進改革開放,構建能在各金融領域占據競爭制高點和鑄就鎩手锏的新的體制機制,致力創造華為級金融企業發展所需的開放環境。

眾所周知,高質量社會經濟發展需要更高水平的開放來推動,高質量發展需要高水平的金融供給和金融服務來支撐,這是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重要內容,更是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應有之意。中國今天的金融開放不能僅聚焦于機構數量的增多,而是要著眼于金融產品供給層次的提高、服務水平的提升、風險化解能力的增強及金融市場效率的持續改善。

無論在哪里,金融產品表面上看不出什么大的差異,但圍繞產品的中后臺效率和風險管理卻是問題的關鍵,從這里可以看出一國、一個行業的真正競爭能力和服務能力,看出產品的性價比。

持續增加對發達國家資本的吸引力

金融戰成敗得失的一個重要標志是資本的流向變化,對中國來說,持續增加對發達國家資本的吸引力無疑是應對貿易戰持續的一個關鍵方面。這一方面應是存量外國投資的繼續存留,另一方面則是吸引更多的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進入。而為了真正達到目的,中國就要致力形成確立被國際市場認可的金融監管標準、手段及效率,建設以服務和效率論優劣的市場文化,促進整個行業勵優汰劣市場機制的形成。

與此同時,要清醒意識到,與以往大國發生沖突所處的時代不同,當前發生在美中之間的遏制與反遏制正處數字經濟時代,必須承認,在金融與數字技術的某些領域美國是占有優勢的,即便按修昔底德陷阱理論,美國雖為守成大國,但仍然不失為創新強國。從增強國際金融市場競爭力及應對外部金融挑戰兩方面考慮中國金融業、金融市場優化問題,中國必須在數字技術在金融領域的應用上有更系統的部署,立足趕超,力爭早著先鞭。中國目前在移動支付領域已形成了獨特的優勢,應在改變全球金融支付體系上有所謀劃并爭取有所成就,積極推動擴大有關服務技術在海外市場的應用,以利未來掌握國際金融競爭的主動權。

對國內企業海外投資要有所引導和控制

金融結構直接影響到金融行業的功能及競爭力,影響到應對國際外部沖擊和挑戰的能力。金融資源二元配置形態在中國金融行業廣泛存在,這無疑會大大削弱整個行業的協同性和效率,如行業內部的資源配置結構、不同市場的功能銜接結構、不同融資體系的效率結構等。

如至2019年4月,我國存款類機構的本外幣國內貸款達到了144萬億元人民幣,其中中長期貸款89萬億,占國內貸款總額的62%,可謂是非常之高。這不僅是導致融資難、融資貴的成因之一,也會對貿易戰局勢下的資金運籌造成一定掣肘。

故未來一段時間從國家層面,一應考慮商業金融、政策性金融、開發性金融、合作性金融的統籌配置比例和效率要求,二要從行業層面考慮貸款期限結構不同對全社會資金運用的不同掣肘。即使是政策性金融也要講究風險控制和效率約束,不能在某種政策目的之下搞粗放式經營,更不能成為跑冒滴漏金融資源的平臺。

考慮美國發起的對全球多國貿易戰所產生的負面影響,中國現階段的對外投資應采取更為審慎的原則,在規模、地域和步伐上應有所控制,這既是為了防范有關投資的風險,也應是為了于未來能下好國家外匯管理的這盤大棋。

當前中國對那些已陷入債務風險的國家投資一定要慎之又慎,尤其要避免成為議價能力衰減模式(obsolescing bargain model)的受害者,即外國投資者在東道國投資越多,其議價能力就會越低。政府有關部門對國內企業海外投資的地域、結構及規模要有所引導和控制,以防止向對手輸送彈藥的不當情形出現。

一國金融業的發展水平高低及競爭力強弱與監管水平如何具有絕對的關系,監管不到位就是養癰遺患,只能造成行業混亂;監管水平低絕不能換來金融業的高水平發展。在貿易戰向縱深市場延伸的當下,金融監管機構應更多地承擔起金融市場應戰統籌的任務,在摸清對手可能發難的套路、時點和方向上及早形成判斷,及時發出預警指引,以使整個行業能做到有備無患。

(作者系資深金融業內人士,曾在香港及內地創建多家產險、壽險公司并任董事長、總裁。)


2019年第11期《中國經濟周刊》封面

2019年第11期《中國經濟周刊》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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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編輯:孫珍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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